记者◎吴戈
傅晓兰的激动时刻
傅晓兰性格直爽，一口地道的重庆话，但她到44岁才知道亲生父母在江苏。
1958年，傅晓兰生在江苏宜兴官林镇坝塘村。一心想要个儿子的父亲给几个月大的三女儿取名蒋祥娣时，已无力抚养。相比之下，驻扎在村里的0078部队防化参谋傅家材经济条件“好得不得了”。傅晓兰的生母吴美芳回忆说。30岁无子的傅家材看上了乖巧健康的蒋祥娣，对蒋家来说，这无异于“放她一条生路”。
蒋祥娣改名傅晓兰长到3岁时，生母吴美芳仍到湖州的军营看过她。当时，吴美芳被客气地请进去吃饭，正在吃鸡蛋的傅晓兰却对她说:“阿姨，你回去吃吧！”这成了吴美芳和女儿最后的联系。1964年，傅家材转业，回到老家重庆合川县工作。
傅晓兰对自己的身世本无疑虑，现在回想，只有上高中时对墙上镜框里的一张母婴合照产生过好奇。照片上的女子被养母刘全良说成“一个同事”，很快这张照片就消失了。
直到1992年突然去世，养母刘全良再未提及此事，再娶的养父将全家积蓄的2万多元钱都带到了后母家中，却患上肺气肿，遭到冷遇。为照顾养父，傅晓兰2001年从街道办事处提前退休。第二年，心存感激的养父临终前才挑明她的身世。
周围人这样分析傅晓兰想寻亲身母亲的选择:找得好，认了还好;找了又找不到，徒增烦恼;找到了情况不好的，平添包袱。傅晓兰内心最大的障碍是第二种情况，此时她正在西南政法大学就读的儿子刘富强起了关键作用。2002年下半年，他以母亲的名义在多个寻人网站和宜兴民政部门的网站上发布了消息。
网络带来的反馈成了傅晓兰的烦恼，电话不断，但多半以取酬为目的。即使免费帮助，她也觉得是圈套，其中包括一个叫吕顺芳的宜兴农村妇女。直到2006年3月，挂断吕顺芳的电话，刘富强突然想起南方某报刚有一篇报道提及此人。
然而傅晓兰再次拒绝了吕顺芳参加“五一”在官林镇举办寻亲大会的邀请，又是刘富强，4月12日寄出了母亲保存的那张母婴照片。4月19日，《宜兴日报》就登出了启事。
事情的偶然性开始出现在链条另一端。吴美芳在南京的妹妹吴素琴正巧看到了《宜兴日报》，见到自己49年前抱着女儿的照片，吴美芳激动得手脚颤抖:“就是她，刘全良，抱走了我的祥娣。”吴美芳于是马上让在无锡市当警察的儿子蒋洪生赶到吕顺芳家，一眼就看清了资料中傅晓兰的手机号码。到4月底，傅晓兰终于重新站在自己出生的老屋前时，陌生的景象恍若隔世。
乡土路径
其实傅晓兰的情况比较特殊，生父母与养父母相识，她与生母、养母的合影保存完好，问题只是如何取得联系。不过最近吕顺芳还是请她们采集血样，做了一个DNA亲子鉴定，目的是用一对铁定的亲缘关系来验证这种检验手段的准确性。
1959～1961年被安置到北方的江南弃婴的寻亲活动始于80年代，“基本都是个体行为，实际上比大海捞针还要难”。最早的寻亲者之一，54岁的上海人王海庚说。1959年，他的父亲蒙冤发配青海，哭瞎眼睛的母亲无力维生，叫上一个看得见的人，把小女儿遗弃在上海铁路医院。
王海庚在父亲临终前曾答应一定寻回妹妹。因为没有任何线索，求助派出所和福利院，到铁路医院请老职工座谈，每隔一两年在《新民晚报》上刊登启事，均无功而返。同样，2000年初王艳君等32名唐山孤儿到上海寻亲也一无所获，因为王海庚逐渐发现，当年丢在上海的孤儿都被上海福利院安置到外地。“当时一些农村父母最原始的想法就是孩子被上海人收养，就有好日子。其实大城市从50年代开始就不能私自收养了。”他说。
从1997年首批唐山孤儿赴上海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始，河北、内蒙古、陕西等地孤儿纷纷自发组织回江南寻亲，包括邯郸、邢台孤儿先后5次赴南京，淄博孤儿赴无锡，青岛孤儿赴芜湖，迄今不下30余次。其中不无如愿以偿者。1998年4月7日，石家庄的杨素霞等12名孤儿中竟有9人在常州找到亲人。
然而，由于缺少线索，这种寻找主要依据体貌特征和血型，多数带有盲目性和偶然性。1998年10月19日，18名在芜湖寻亲的青岛孤儿中，与芜湖、当涂的亲人相认的杨慧琴、姜玉梅均属此列，曾被认为最有希望的王君慧早在一个月前就在电话中与对方越谈越像，最后却被血型鉴定当头一棒。
对此，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于晓光说:“这些证据是不可靠的。比如记得当年哪里有个痣，有可能消除了，疤也有偶然性，50年后胎记也是可能消失的。血型也完全是不可靠的，父母一个A，一个B型，孩子什么血型都可能。兄弟姐妹之间拿血型相同来认更没有用，只能排除某种情况。人一共就4种血型，全世界是不是只有4家人？”王海庚也认为:“2000年邯郸去南京100多号人，找到的占40%左右，现在回顾起来可能要打问号。当时DNA亲子鉴定费用要1万多元，做鉴定的不多，有些也就相认了。如果现在做，要打去一些水分。”
DNA的必要与不必要
吕顺芳本人也是一名寻亲者，她找的是1960年春被母亲用一块烧饼遗弃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妹妹吕雅芳。2000年，她与河北唐山的郑兰芬几番接触后，还是被亲子鉴定泼了一盆冷水，此时郑兰芬已经将吕母谢秀妹叫“妈妈”。
妹妹没找到，帮别人寻亲成了吕顺芳的主要活动。2000年12月，宜兴高城78岁的杜满生就在她的帮助下找到了1960年遗弃在无锡车站的女儿朱旺芹。这家人的关键证据是女儿右眉头的痣和一个小疤，这些在吕顺芳寻亲资料的照片上并没有看到，幸而朱旺芹告诉过吕顺芳此事。“我们到官林卫生所验过血，血型是一样的，出生日期也是一样的，还有疤，就准确了。现在就不要亲子鉴定了。”杜满生说。
朱旺芹这批潼关孤儿共有上百人，从2000年聚集到一起寻亲，迄今已经找到60多个，主要依据仍是血型、照片和录像。第一次回到宜兴农村的家，朱旺芹一眼看到一个妇女很像潼关的王苏霞的姐姐。看到照片后，王苏霞和养父母都觉得没问题，“一验血型也一样，就不用做DNA了”，朱旺芹说。
事情其实并不这么简单，这在潼关寻亲的牵头者之一李万成身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他第一次寻到的是官林镇上的周家，但对方吃过安徽一帮骗子的亏，半小时都不让进门。待周家人后悔，再找到李万成时，他已被陈家86岁的老太太一眼认准是1959年失散的三儿子。李万成刚回陕西，两家老太太已整天在街上争吵不已。李万成和周家人在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做的鉴定一个星期就得出否定结果，但和陈家做鉴定却被陈家老太太当即拒绝。李万成回忆，陈家两个儿子当时让他伸出脚板说:“看，脚丫子都这么像，不用做了，认了就是亲的。”
不久，李万成又遇到奇迹:“一位姓吴的认准我右臂上的红胎记，说我就是他家的老三，当年是他亲手送掉的，父亲临终时说必须找到这个弟弟。”几经联系，李万成在今年的官林寻亲会上与这位可能的大哥见了面，现在他仍在期待着华大方瑞的鉴定结论。“7年了，这事很难处理，是我一个心病。(陈家)大儿子结婚还让我过去，我寄了礼金，现在电话才慢慢打得少了。”李万成说。
吕顺芳的同学薛淑兰遇到的情况又有不同。1959年，她的父亲就是有9个姐姐的独子，母亲带着几个月大的五女儿寄居上海姐姐家中，做搬运化学危险品的临时工。姨妈在第一百货看中一个有钱人家，请他们帮忙抱抱小孩，然后一去不返。
潼关的第二批寻亲团来官林时，薛淑兰发现其中一个叫关亚萍的小学老师与她的个别家人相像，然而“我和宜兴这边的妹妹长得都不像，而且我妈妈、妹妹和弟弟都是B型血，去世的爸爸和大姐不知道，但关亚萍是A型血”。薛淑兰说。
关亚萍的养父母都是教师，母亲死后，也是领养的弟弟占了家里的房子，与她和养父冲突不断。当薛淑兰提出做亲子鉴定时，关亚萍的丈夫立即表示，“如果做鉴定，我们就不认了”。如今，关亚萍全家已到宜兴探亲4次，薛淑兰说:“我还是要继续找，也只能瞒着她做，即使不是，她也挺可怜的，最受不了有人说她私生女。”
现在，薛淑兰已不大参加寻亲会，但今年“五一”还是到吕顺芳家看了新资料。“看人没有一定把握的，不知道血型。”她说。吕顺芳今年7月给她的一份鉴定表还在手里，这是吕顺芳从华大方瑞争取到的300个免费DNA鉴定名额之一，然而薛淑兰担心的是:“伏天血样寄去就不行了吧？所以我一直没做。”
现代路径的困惑
拿着准确性99.9999%的吴美芳—傅晓兰DNA亲子鉴定结果，吕顺芳对华大方瑞的信心大增。她的寻亲会多年奔波下来，成功累计其实只有200余对，多数未经DNA鉴定。然而当华大方瑞今年“五一”主动进入官林寻亲会场时，却发现没人接受有偿鉴定。
目前，这次现场免费采集了血样的50位初步确认者有20人左右交了费，然而在完成比对的十二三人中，竟都没有发现亲缘关系。于晓光说:“这说明传统方法的寻亲本身就很盲目。现在这么多人每年天南海北地寻亲，首先找大概地方，再见这些人，看长相、信物和疤痕之类，迟早还是要DNA鉴定，才谈得上准确。”
在参加印度洋海啸遇难者身份鉴定时，华大方瑞受到很大刺激。因为缺少个人基因身份档案库，有的遇难者做了DNA分析也找不到家属。华大方瑞的目标是建立一个50万人的中国寻亲基因库，这个数字是对1959～1961年以及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失散人口的粗略估计。然而目前这个库还只有近500份样本，于晓光说:“如果我们在寻亲现场当时就用便宜价做一次性鉴定，报告一出就不管了，每对寻亲的都有赚，实惠得多。但有的孤儿觉得政府和父母都欠他的，鉴定费不该由他出;还有人认为没帮我找到，怎么收我钱？其实越多的人加入基因库，找到的机会就不断增加，如果库很大，进去就能找到。”
于晓光现在苦恼的是“缺乏有力的证据收集组织”。“打拐库公安部已经建了，犯罪库也有了，寻亲这部分政府不管，因为他们现在并非弱势群体。”他说，“老人信息收集不全，其实片警、村支书挨家一问，血一采，命中率太高了。但本来就不是赚钱的事，我们还要去求当地政府，本末倒置了。”吕顺芳则有另一种感受:“我发现好多人双方情愿，不做鉴定了，都是满足心理需求，他要的就是一份安慰，咱们又不能强求。”
今年4月底，南京《金陵晚报》举办了首场南京孤儿寻亲会，200余名孤儿有5人当场找到亲人。吕顺芳组织的“五一”官林寻亲会有600余名孤儿参加，60人初步相认。9月15日，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又办起了“2007杭州寻亲大会”。
如今，傅晓兰一家主要靠她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然而出现的远方亲人让她备感亲切，频生回乡定居之意。就在傅晓兰宜兴老家前面一个院子，80岁的蒋爱华仍常想起1960年遗弃在上海虹口公园的4岁女儿周爱伢，但除了去附近的寻亲大会碰运气，她没有他法。而潼关的李万成将DNA鉴定视为权威确认手段，却还不太清楚基因库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