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64年，粮食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孤儿北送工作相应停止。此后时势渐转，劫后余生的家人们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捞针一般去寻找当年被弃的亲人。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医院了。
痛哭并不能阻挡接下来的厄运。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八千里云月，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一筹莫展之际，他就跑到当年丢妹妹的那家医院，一个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寻访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很多与他有过类似疯狂经历的寻亲者们。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马克宣，小妹失散 30余年后，给他的一封信又被丢失，马家8兄妹向发信地山东牟平县寄出1561封寻亲信，至今无果；
安微和县的张思清兄妹，认下了一位河南邯郸姐姐以慰二老残年，又继续背着老人四处寻找那还在人海漂泊的亲姐姐；
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沈建中老人，平反后四处寻找1959年底在上海丢掉的6岁女儿小淮，至1989年辞世时仍无音讯，临终时特意要求子女们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栏中……
各地寻亲活动越发频繁，而种种机缘巧合，也让一位宜兴女成为“上海孤儿”们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兴官林镇那位农妇谢秀妹的二女儿，现年57岁的吕顺芳，孤儿们叫她寻亲大姐。
20多年前起，她开始到处寻找小妹吕雅芳，在电视中看到河北孤儿郑兰芬寻亲，感觉很像，两下对照资料后便初步认下，郑兰芬跑到她家里，哭着喊谢秀妹妈妈。她们做了亲子鉴定，但结果表明，郑兰芬不是当年的吕雅芳。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孤儿自发找到吕顺芳，请她帮忙在宜兴一带打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宜兴周边丢弃孩子的家人也来找她，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来寻亲。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电话成为寻亲热线，她家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寻亲资料，而她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义务投入孤儿寻亲事业的民间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无人取代。
妹妹吕雅芳一直没找到，由她所自发举办的宜兴孤儿寻亲会，却已成功举办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费往国内各媒体发函，打电话通知各地孤儿，为他们张罗住行，带他们见亲人，举办地点从宜兴官林汽车站门口，到官林小学校内操场上，参与孤儿与家属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孤儿与家属们确认成功找对的，累计也只有200余对。
这是耗时耗财耗力的事情，每办一回，吕顺芳的嗓子都要哑上好几天。而每次寻亲会后，她都向人诉苦发誓，说“再也不办了，累死了”。可歇不了多久，孤儿来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将旁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业。但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除了大部分孤儿与家属的理解支持，她确实孤立无援。
母亲谢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缕头发以备将来认亲之用。她说她多少比孤儿们要好些，那么多身世飘零的孤儿，还在寻亲的茫茫大海泅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