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数以万计的孤儿苦苦寻觅，而成功圆梦的，只是极少数人。陕西潼关孤儿何忠的认亲路，便走得一波三折，颇富戏剧色彩。
2004年底，何忠(编者注：此处为化名)从陕西潼关出发，慕名找到宜兴吕顺芳家中。他所述自己从上海育婴堂送出的日期与幼年印象中家庭成员的情况，与宜兴某镇赵家情况刚好吻合。
赵家老太已是86岁高龄，这些年哭儿子都快把眼哭瞎了。1959年底，全家人吃光了缸里最后几粒米之后，她把家中排行最小的3岁儿子送到上海，回来就大病一场。
2004年12月28日的寻亲会上，吕顺芳把何忠介绍给赵老太，老人当时眼睛就直了。“长得跟我那死去的老伴一模一样！”再拉过两个大儿子来一对照，果然相像，再对照离开福利院的批次日期，两下查询结果也一致无异。老太太抱着何忠泣不成声，当场瘫倒在地。
两下认了，吕顺芳很高兴，但还是提醒他们做一个DNA鉴定。老太太拒绝了：“你不要出馊主意！”她当时就把何忠拉回家，而家里听得消息，两个嫂子已忙乎起来。围着好酒好菜，陕西方言与宜兴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已被忽略，一家人哭了笑，笑了哭。
当天下午，赵老太太带着何忠去了赵家的祖坟，给先夫上坟，而家里的大嫂为给小叔子收拾房间，爬梯子竟把腿给摔断了。这一切，让何忠对亲人曾有的一丝抱怨顷刻消散。
几天后，与赵家同在一镇上的兰先生，踏进吕顺芳家门。1960年，父母决定把三儿子送掉，思来想去谁都不忍心，这任务就落到了13岁的他身上。
他把3岁的弟弟一直抱到上海。父母给了他一些钱，除了弟弟吃东西和路费之外，他把剩下的全留在弟弟口袋里，将他往一个像食堂模样的门口一丢，就回来了。
后来找亲人，他从上海育婴堂查到，就在自己把弟弟送掉没多久，一批“上海孤儿”被送到陕西潼关。听说这次也有陕西的人过来，他又感觉有希望了。他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弟弟小时候右臂上有一个大红胎记。
吕顺芳再一端详兰先生的相貌，再联想到刚刚被赵老太太领走的何忠，当即愣住了。何忠也曾讲过自己右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红胎记，而赵家在领孩子时，她也曾问过有无身体标记，对方并没说出这个细节来！
她赶紧打电话给赵家，老太太一听说又有人来认何忠，立马急了：“这个儿子就是我的，谁要抢我跟他拼命！”再辗转找到何忠，他也为难：“这边对我这么好，就是这家了吧！”就这样，何忠被赵家盛情挽留了好些天，临走时一直送到车站。自始至终，他没能与那个说出他右臂胎记的那位六旬兄长见上面。
2007年4月底，何忠又悄悄来到宜兴，就在吕顺芳家里见到了兰先生——他真正的大哥。他已经可以确认，这就是他的亲哥哥。但因为兰家与赵家同在一个镇上，他们的喜悦也不敢太张扬。他们害怕一经报道，被赵家见了，徒增老人伤心。但犹豫再三后，他说他最后还是要把真相告诉赵家，请他们继续找真正的儿子。届时如何开口，他也想不清楚。
失散亲人团聚，多数情况下都是好事，但有时骨肉重逢带给亲人的，并不是期待中的福音。
江苏徐州一对老夫妻，1960年初丢掉家中的小儿子。1992年，已成家的长子次子在一次意外中双双丧生，老俩口费尽周折，把小儿子从山东某地找了回来。当时这个儿子年过40，未婚无业。痴心父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们当年的抛弃，接儿子回家好生服侍，竭力弥补，然而这已不再是当年他们狠心送走的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是一个游手好闲贪吃爱赌的无赖。家财很快耗尽，老夫妻的愧疚渐渐消散，代之以委屈，不满，气愤。一年半后，忍无可忍的老汉挥起棍棒把不肖子赶走。
还有人冒吕顺芳的名义，四处收钱，出入往返都让孤儿买单。
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寻亲活动的参与者与规模都呈增长之势。而经苏沪一带媒体的大力介入，原先的不对等局面，也渐渐有了改观——以往每次寻亲会上，孤儿人数总是多于家人，而最近的几次，渐渐多起来的，却是当年抛掉孩子的家属亲人。
1999年起，绝大多数地区的“上海孤儿”相继明了，他们并不是上海人。通过查找历史资料，互相对照信息，他们的寻亲目标也更为明晰，活动更为频繁。1999年至2001年间，河北的邯郸、邢台、唐山，内蒙的赤峰、陕西的潼关、渭南等地先后组织近10次寻亲活动。2006年一年间，各地组织的寻亲会便达11次之多。
2007年4月底，为分担吕顺芳的压力，南京金陵晚报举办首场南京孤儿寻亲会，寻亲孤儿200余人，认亲家属 150余人，有5人当场确认找到亲人。2007年5月1日至3日，吕顺芳再次组织江南孤儿寻亲会，到会孤儿600余人，三天中累计前来认亲家属1500余人，已有60名孤儿与前来认亲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初步认下。
这是一条孤独痛苦的路，北上的铁轨上曾留下他们共同的哭声，如今南上归家的荆棘路上，他们建起寻亲网，寻亲Q Q群(群号35279673)，互通信息，也互相鼓励。
最近传出的一个利好消息，从理想角度来说，也许可以让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都不再继续——基因工程。
在今年宜兴的五一寻亲会上，中科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出现，给很多孤儿与家属们带来福音。该中心主要负责人于晓光提出，既然DNA鉴定是最终确认亲人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何不直接将寻亲者的DNA数据入库，以便随时比对？
目前，北欧一些国家都有“失散人群DNA数据库”，提供服务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由官方注资，比如著名的“国际遇难者身份识别”。而个人不管以何种形式入库，费用都是由政府买单。
但一涉及经费问题，于晓光又很为难。最初进入宜兴寻亲会场时，中心是准备收取一些成本费的，但他发现，孤儿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临时改变方案，现场免费采集了50位初步确认者的血样，之后再去申请赞助，最终得到了含上述50 人在内的300份免费进口试剂赞助。
吕顺芳一边紧急将剩下的250个名额分派给各地寻亲孤儿与家属，一边不住慨叹：300个，太少了啊！现在大家都来要名额了！
揪心的消息很快传来，先期鉴定的50个血样结果表明——20余对疑似亲人中，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几乎都为零。
在还有更多寻亲者还不知道有基因库这项技术和工程的情况下，想在短期内通过基因库数据的比对一步登天地找到家人，还属于望梅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