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是否属于自己,自己说了不算,而“要看武汉亲子鉴定”,并且不得“私自鉴定”、鉴定费用自理(约3100元),这的确够让人“郁闷”的——不但是徒增了子女就业的成本, 而且无形中,也对当事人的家庭婚姻伦理道德构成了一种嘲弄——孩子真是你亲生的吗?
但相比铁路职工,作为一个局外人、国家公民,笔者更郁闷的还是这样一个事实:凭什么铁路职工的子女,就堂而皇之地被铁路部门“接收”,子承父(母)业地世袭铁路工作岗位?要知道,无论作为企业还是管理部门,铁路局都是纯粹的“国有”、“全民所有”性质,这也就是说,铁路局的“主人”、“老板”,实乃全国人民,属于地地道道的社会“公器”,绝非铁路职工自身就可以任意支配、处置的私物。
所以,在这里,笔者以为,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铁路部门给职工子女做亲子鉴定是否合理,而是,这种内部世袭式的就业和劳动力配置体制本身是否合理,换言之,比给职工子女做亲子鉴定更重要的是,给这种公共利益高度内部化、私利化的铁路体制本身做做 “亲子鉴定”——搞清楚铁路究竟属于谁的,应为谁服务?
应该说,在过去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类似铁路局这种职工子弟世袭的用工方式,在各个行业都非常盛行,甚至可以说曾是主导性的劳动力配置方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方式当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市场经济确立近15年的今天,这一陈腐、世袭化的用工方式,无疑早已严重不合时宜,没有任何再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否则,势必贻害无穷。
众所周知,劳动力不仅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资源,而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核心要素。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自由开放无障碍地流动,按其内在品质进行优化配置,乃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显然,那种不看能力而唯出身、社会身份关系的世袭化用工方式,与这种市场秩序格局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它严重妨碍和破坏了市场化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作用的发挥,从源头上阻滞了“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现象的存在,也为就业领域内的权力寻租、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并且进一步恶化了接收单位(如国企)基于良好人事机制的市场活力和能力——上述“接收职工子女,要看亲子鉴定”式用工闹剧的发生,就是对此生动的证明。
或许,也正是为什么在大学毕业生日渐增多、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的今天,我们却仍在遭遇 “父亲就业时代”(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就业公平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的内在原因之一吧。
